丁建庭
新加坡国会10月15日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案，禁止向个人发送市场推广类短信等垃圾信息，违法的机构或个人可能会被重罚100万新元，约合514万元人民币，每条最高1万新元，约合人民币5万多元。该治理法案，让饱受垃圾短信骚扰之苦的国人羡慕不已，媒体和民间也再次响起了“向新加坡学习”的呼声。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手机用户突破10亿的国家，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及“响一声”吸费电话早已成为手机用户的梦魇，但治理却迟迟未见成效。以垃圾短信为例，一项专业调查称，单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全国手机用户收到的垃圾短信便超过50亿条，其中用户举报垃圾短信总数接近900万条，举报数量是平时的1.5倍。虽然政府主管部门、手机运营商都曾轰轰烈烈地开展过治理行动，但垃圾短信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垃圾短信的汪洋大海里，手机用户是十足的弱者。在目前情况下，公众只能借助举报、诉讼等方式来化解烦扰，但因为举报的效率太低，而诉讼的成本又太高，更多人最后只能是默默地忍受。
如今，垃圾短信甚至发展成了一个灰色产业，并与个人信息盗卖、不法运营商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链。今年央视“3·15”晚会就曝光了多起倒卖个人信息案件，甚至有银行职员故意泄露客户信息，此外还曝光了一些地方电信公司为获利给垃圾短信大开方便之门。因此，治理垃圾短信，首先必须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从源头上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其次，必须规范运营商的法定业务，切断垃圾短信与手机用户的传播渠道。当然，这一切必须与严厉的法律和认真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如果倒卖个人信息的成本过低，如果运营商睁只眼闭只眼，垃圾短信治理将依然无解。
其实，中国治理垃圾短信并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我们不是有“手机红名单”吗？上了“红名单”的人物，就能避免像普通用户一样收到垃圾短信。由此可见，垃圾短信治理“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既然红名单可以享受免受垃圾短信骚扰之苦，那么至少说明在技术上屏蔽垃圾短信已经很成熟了。公众呼吁像新加坡一样严罚垃圾短信，却不知新加坡的作法正是“偷师”于中国的“红名单”经验。根据新法案规定，新加坡民众可在政府建立的“禁止呼叫名单”上注册，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向已在名单上注册的民众发送垃圾信息。“禁止呼叫名单”不就是我们的“红名单”吗？只是我们的“红名单”不是谁想加入都可以的，而新加坡的“禁止呼叫名单”谁都可以上去注册，只要你是手机用户就可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掌握了领先的信息技术，治理垃圾短信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是，运营商却常摆出一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委屈姿态，民众被垃圾信息骚扰的基本现实始终没能改变，各种垃圾短信、诈骗短信数量一直在增加。我们必须加强立法对运营商进行重罚，才能有效维护用户的合法利益。在这方面，新加坡“以重罚实现高效治理”的经验倒是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