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利姆的个人净资产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6.6%，相比之下盖茨资产仅占美国GDP的0.4%.即使当约翰・D・洛克菲尔德在鼎盛时期，其资产也不超过美国GDP的2%（1937年）。
卡洛斯・斯利姆
斯利姆的家庭生活一直很低调。26岁那年,他和索玛雅结婚,开始了两人长达30多年的婚姻生活。两人共有6个孩子。1999年,索玛雅因为肾病去世,斯利姆至今没有再婚。妻子死后,他成立了一个以妻子名字命名的博物馆,陈列他的艺术藏品。
斯利姆曾“耻笑”盖茨、巴菲特等人乐善好施,认为一个商人创建一个上市公司比像圣诞老人那样到处散钱更重要,最近他却表示要把精力集中到慈善事业,已向克林顿的慈善计划捐款1亿美元。
比尔・盖茨已经不再是世界首富。今年夏天，据《福布斯》杂志统计，这个令人仰慕的头衔被戴到了墨西哥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头上。斯利姆的资产高达59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GDP的6.6%，还在以每月10亿美元的速度疯长。斯利姆代表了新一类巨富，他们来自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虽不乏精明商业头脑，但在他们的财富道路上，更重要的还是把握政治机会。
（印度媒体10月30日报道称，根据印度报业托拉斯的统计，得益于股票大涨，49岁的印度工业大亨穆克什・安巴尼的个人资产达到632亿美元，成为超过斯利姆・埃卢的新任全球首富。但这一消息当天就被安巴尼的公司予以否认，表示632亿美元的数字是因为错误计算。安巴尼并不直接拥有集团下属的信实石油公司的股份。而印度报业托拉斯统计时同时纳入了信实工业公司和信实石油公司的股价，安巴尼的实际资产在500亿美元左右。斯林姆个人资产的最新估计为约623亿美元。）
回来，比尔・盖茨回来！
经过最初的忧虑之后，这个世界已开始习惯由微软创始人来当资本主义的吉祥物―――《福布斯》杂志富豪排行榜冠军。人们喜欢盖茨白手起家、哈佛辍学者的背景；喜欢他让电脑的使用变得容易；很大程度上，是他让书呆子变得酷起来。最近几年，由于盖茨惊人的慈善努力，加上苹果公司的复兴，给时髦的人提供了另种选择，微软近似垄断的霸主地位曾经引起的民愤已渐平息。当盖茨占据《福布斯》富豪榜首时，世界人民可以自我安慰说，我们都是“新经济”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以创意为动力的社会，技术、革新和知识资本是变得暴富的主要途径。
那么，那个在2007年夏天，取代盖茨戴上世界首富桂冠的人该如何看待？他名叫卡洛斯・斯利姆・埃卢。今天，他的财富超过590亿美元―――还在疯狂地增长中，去年的增长速度超过每月10亿美元。我们现在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斯利姆被指控垄断，他跃升世界首富位置，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他的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该公司占领了全墨西哥92%的固定线路市场。斯利姆的商业帝国的规模在现代经济史上绝无仅有，包括从香烟到航空公司；从电缆到地板砖的众多领域。斯利姆的个人净资产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6.6%，相比之下盖茨资产仅占美国GDP的0.4%.即使当约翰・D・洛克菲尔德在鼎盛时期，其资产也不超过美国GDP的2%（1937年）。虽然，在拉丁美洲出现如此悬殊的财富差距也许算不上惊人，那么又该如何看待俄罗斯、印度等国层出不穷的新亿万富翁呢？这些国家据说代表了全球经济未来？我们是否进入了一个强盗富豪的新时代？投资和生产向成长中市场的转移是否导致了世界范围的“裙带资本主义”？又或者，斯利姆等人迅速积累的财富标志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全球传播的不幸副产品。
数字游戏
最近，斯利姆的表现略显羞怯，似乎自知不招人喜欢。曾与之接触的人，形容他亲切、简朴甚至谦卑，他好像知道，世界并不希望由他这个有垄断嫌疑的人占着首富的位置。斯利姆曾经“耻笑”盖茨、巴菲特等人乐善好施，把大把的钱拱手送人，他们以为自己是圣诞老人吗？斯利姆的名言是“一个商人创建一个上市公司比像圣诞老人那样到处散钱更重要。”长期以来拒绝和他人分享的斯利姆最近180度转弯，宣布了一个惊人的计划，意图把自己改造成全球屈指可数的大善人。与此同时，斯利姆为了获得人们的理解，可谓费劲周折。其他拉丁美洲大亨通常坐豪华黑色SUV，保镖左拥右呼，即使在国外也不减排场。最近一次光顾华盛顿，斯利姆在罗纳德・里根国际机场租了一辆普通的福特轿车，自个儿当驾驶，开着满城跑，让接见他的美国政要刮目相看。斯利姆倒确实是个节俭的人；对于穿着打扮，他从不讲究。其貌不扬的他总爱戴一只廉价的塑料电子表，经常穿着一身松垮的衣服。30年来，他居住在同一幢绝不算奢侈的房子里（盖茨的水岸豪宅占地6.6万平方英尺，包括一个拥有水下音响系统的游泳池。）几十年来，他的办公室一直是一栋土褐色的两层水泥楼房，淹没在墨西哥城的摩天大厦里。他仅有的奢侈就是抽古巴雪茄和收藏艺术品。然而，当斯利姆反复吹嘘他在墨西哥国外没有任何地产时，谁听了都以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当然，如果你的净资产也以每小时200万美元的速度增长，小心谨慎点儿是情有可原的。
今年，斯利姆才开始放弃竭力隐姓埋名的习惯。他甚至开始定期与媒体谈话。或许，他意识到爬上《福布斯》富豪榜首已不再可能回避公众关注；也许随着逐步退休，把生意交给子女，他突然发现隐私这东西其实没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又或许，秉承一向独特的作风，这只是他一时兴起的决定。4月，斯利姆接受《今日美国》采访，他亲自为该报体育版设计了一个改进的棒球积分表，嘱咐采访记者转交给主编。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今年夏天，斯利姆和媒体周旋时似乎突然变成了好莱坞明星，滔滔不绝谈论他对棒球的热爱（他最新喜欢的球队是纽约扬基队），展示他的艺术品收藏（他拥有多件罗丹的雕塑和雷诺阿的画作）；骄傲地谈论如何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生意头脑。他的父亲是一位叫朱利安・斯利姆的黎巴嫩移民，十几岁时离开家乡来到墨西哥。他先是在墨西哥首都开了一家名为“东方之星”的干货店。在墨西哥革命的艰难时期，朱利安做出了一项大胆的决定：他在市中心买下了一笔地产。这项具有赌博风险的行为后来被证明是明智之举。在他去世后，他给斯利姆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回忆父亲当年的决定，斯利姆说：“那需要勇气。”父亲是带领斯利姆进入商界的导师。孩童时代，父亲每个星期会给他5比索的零花钱，但要求他记录下每一笔开支。直到现在，在斯利姆办公室的书架上，他还留着5本当年的账本，上面记录着他买过的玉米粉圆饼、油炸圈饼和喝过的饮料。
斯利姆在少年时代便表现出他的投资天赋。11岁时就做出人生的第一笔投资―――购买政府储蓄债券。等到15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墨西哥最大银行的股东。1962年，斯利姆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土木工程系。之后，他曾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但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还是经商，于是不久便辞职。
1982年，墨西哥发生经济危机，货币贬值，大家纷纷撤出投资，把资本转向美国和欧洲。在墨西哥经济前景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斯利姆做出了和父亲当年一样的决定：以低价收购了许多濒临破产的烟草企业和餐饮连锁公司。几年后，这些企业的资产大增，为他的发家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斯利姆不止一次承认，“我喜欢数字，”他说，“一些人喜欢文字；其他像我一样的人则对数字情有独衷。”他认为这使他成为一名成功的金融家。斯利姆便宜购进的公司，经过他精明的改造后，变成了摇钱树。他的经营哲学更接近沃伦・巴菲特而不是比尔・盖茨。但他不喜欢人家把他称为“拉美的巴菲特”，因为他认为巴菲特的过人之处表现在股票投资上，而他做的比投资更加深入，他更倾向于亲自操办实业。
到了这个登峰造极，富可敌国的阶段，斯利姆的财富累积似乎已不再出于贪婪，而是要让他喜欢的数字在他脑袋里跳舞。所以，毫不奇怪的，斯利姆最熟悉的数字是那些为他洗脱罪名的数字；这些罪名包括垄断经营，扼杀同行竞争者，利用和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的关系，于1990年从墨西哥政府手中获得Telmex.有趣的是，在反驳垄断指控时，斯利姆喜欢拿自己和盖茨比较（微软占有95%市场，而Telmex仅占92%）；斯利姆抱怨，人们采用双重标准，只因为他来自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围绕Telmex的争议主要不在于价格。斯利姆和他的伙伴们，西南贝尔公司（美国第二大电信运营商）和法国电信为收购20%的控制股，支付了17.6亿美元，在当时普遍被认为是合理的价格。引起争议的并非收购价格，而是政府授予他的优惠得一塌糊涂的条件，基本上等于将未来6年墨西哥固定线路市场交给斯利姆垄断经营，而当时正是其他公司寻求扩张时期。这毫无疑问是一桩肥得流油的交易，Telmex私有化不久，反对党民主革命党要求弹劾萨利纳斯。萨利纳斯本党控制的一个国会委员会裁定交易没有违规。斯利姆抱怨所有的指控都不讲道理，无中生有。他说，“我们所以会赢，因为我们付的钱较多，”每股比竞争者多8%.采访结束时，记者们必会得到一份说明那次交易的统计数据。通过斯利姆的新网站CarlosSlim.com也可以下载。
不可否认的是，斯利姆的财富在墨西哥GDP中所占比例是惊人的，尤其考虑到墨西哥在很多方面算得上一个现代化经济―――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经济规模全球排名14，一个不可忽略的制造大国，和美国欧盟及其他17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在墨西哥，斯利姆涉足的领域几乎无处不在，他在至少222家公司拥有多数股份。墨西哥就像是一个“斯利姆王国”。每天早上，墨西哥人在手机闹铃声中醒来，他们使用的手机服务是斯利姆提供的；他们出门开车上班，车的轮胎是在斯利姆开的店里买的，路上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钢材是斯利姆的公司生产的；中午，他们可能在斯利姆开的一家餐馆吃饭。晚上回到家里打开电视，墨西哥人收看的是斯利姆电视台播放的新闻；上网，他们用的是斯利姆公司提供的网络。有人说，斯利姆每分钟都在赚钱，只要墨西哥有人打电话，或是去一趟购物中心，斯利姆就能变得更富。据《福布斯》统计，斯利姆的投资领域包括拉美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银行、代理、保险、互联网业务、餐饮、零售、电子、石油设施、钢铁、水泥，甚至航空公司。Telmex无疑是其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对Telmex的收购让他从富有变成富得令人瞠目结舌，背后的数字同样惊人。假如比尔・盖茨要在美国占有同样多的电信市场份额，他必须同时拥有AT&T、MCI、Quest、Sprint和Verizon，即使如此，盖茨的市场份额还不到80%，远不及Telmex的92%.为匹敌斯利姆对墨西哥市场的霸权，盖茨恐怕还得拥有美国铝业、菲利浦・莫里斯烟草、西尔斯百货公司、百思买零售连锁店、万豪国际酒店集团、Dunkin甜甜圈连锁店、花旗银行和捷蓝廉价航空公司。就占GDP比例要赶上斯利姆的规模，盖茨的总资产达到9090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恐怕卡洛斯・斯利姆的热爱数字的头脑也很难消化。
成功秘密？
像这样的暴富不是人们推倒柏林墙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东欧和拉美诸国经历痛苦的改革并不是要让一小撮人变得富得流油。众多研究显示，经济权力的极度集中将导致技术革新的滞缓、不公正的放贷行为，和资本市场的萎缩，换而言之，腐蚀到“盖茨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机构和行为。举个例子，墨西哥对信息和通信技术（斯利姆称霸的领域）的投资占GDP的3.1%，远低于日本（7.4%）、美国（8.8%）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有健康竞争的邻国智利（6.7%）和巴西（6.9%）。经济特权者们倾向于滥用国家政治体制，维护个人特权；他们排挤竞争，甚至将竞争扼杀在婴儿床上。比如，2005年，两家允许互联网声音对话的公司Vonage和Skype指控Telmex故意屏蔽两家公司的网站，让墨西哥用户被迫继续使用长途电话服务（指控遭到Telmex否认）。类似反竞争模式运用到整个经济，富人将变得更加富有，穷人若有获利也微乎其微。即使斯利姆本人恐怕也得承认，这绝非世界人民的理想。
部分人认为，这还仅仅是痛苦的开始，是年轻资本主义经济革命的一个必然阶段。从这个角度看，斯利姆唯一的罪行只是比其他人更善于玩弄现有规则。在19世纪90年代的颠峰时期，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占有88%的美国市场。1901年创建以来，美国钢铁公司产量一度占全国钢铁产量的67%.美国经济最终度过了其垄断时期，这要感谢反托拉斯法的推行和彰显纯粹市场经济缺陷的大萧条阵痛。另一些人认为，由国家呵护长大的企业为中型企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后者最终会以策略取胜，推翻上面的巨人。空中客车公司、西班牙电信和韩国大宇集都曾经是受益于国家政策保护的跨国公司。那些经历残酷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繁荣壮大，创造全球就业机会。现在，在墨西哥，安装电话只需要几天时间，而私有化之前，往往需要几年时间，顾客们还得翻遍报纸，寻找出售电话连接的广告。然而，即使这只是个过渡阶段，仍然是残忍痛苦的，其影响范围波及整个国民经济。Telmex的商业电话收费（包括安装费、月租和通话费）是阿根廷的3倍，巴西的4倍。更广泛地看，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古莱罗・奥特兹曾说，如果各领域的竞争更健康一点儿，墨西哥的年经济增长率将至少提高1%.由于这个和其他的原因―――落后的教育、残旧的基础设施、偷税漏税―――近10年来，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率远落后于中国、印度、智利等国。因此，数百万失业者被迫偷渡去美国谋生。
无论像Telmex之类的发展中国家超级巨富是好是坏，他们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1990年，在《财富》杂志500强企业中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到2006年，增至52家。它们的影响力和财富与日俱增，不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印度大亨拉克希米・米塔尔（《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5）目前是北美地区最大钢铁制造商，占据20%的市场。墨西哥亿万富翁卡洛斯・扎姆布拉诺（CarlosZambrano）控制的墨西哥水泥集团（Cemex）通过屡次收购，跻身世界3大水泥制造公司之一，年收入从上世纪80年代中的3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80亿美元。这些公司和其拥有者的影响力，随着投入海外的每一分钱而增加。2005年，新兴经济国家对海外投资金额达到133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的17%，创造历史最高纪录。这些新兴市场亿万富翁的财富也在与日俱增：2007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10名墨西哥人资产总值741亿美元，几乎是2000年榜上有名的墨西哥富翁的总资产的3倍。就这方面说，墨西哥并不孤独；智利、科威特、马来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国，全国亿万富翁资产总值占GDP的比例甚至更高。过去一年，《福布斯》富豪榜上印度和中国富翁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事实上，在排位前20名的富翁中，来自印度的数量第二多，仅次于美国。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墨西哥和斯利姆的故事再次提供了代表案例。去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墨西哥一半的亿万富翁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私有化改革过程的受益者。事实上，斯利姆和其他新亿万富翁的成功更大程度上依靠了他们的政治关系而非商业头脑。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真正的技巧在于擅长培养和官僚、政客、立法者的关系，看准机会，利用经济转型大捞一笔。
在印度，上世纪90年代中，米塔尔通过收购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的钢铁企业从普通资本家摇身变成钢铁大王。体现经济解放过程的混乱和危险的最佳典范当数俄罗斯，不无巧合的是，《福布斯》富豪镑前20位亿万富翁中来自新经济国家的一半是俄罗斯人。其中多数人―――包括罗曼・阿布拉莫夫和米哈尔・弗里德曼―――的财富建立在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之上，这些利润可观的能源企业都是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的混乱中夺取的。
私有化过程并非一定得是混乱的，比如以Orascom（中东最大移动运营商）、Mittal（现在的ArcelorMittal，世界最大钢铁公司）和Infosys（印度软件巨头）为代表的新生市场公司的赢利支柱仍然是革新、技术等传统竞争优势。然而，造就今日众多爆发户的同一个过程告诉了我们一个痛苦的教训，起点很重要。在太多国家，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终极目标；第一波的改革（减少关税、鼓励外资、私有化）自然会引来广泛繁荣。
在最乐观情况下，这意味着，世界正在目睹上世纪90年代错误造成的后果。最悲观的结论是，全球经济核心已经移动向法制薄弱的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而非企业家才干正在成为最快，最有效的致富途径。
国家宠物
对此，我们有什么对策？事实是，多数可以瓦解斯利姆之类垄断帝国，或至少鼓励更多竞争的工具，要么太笨拙，要么太容易被操纵。在市场经济中，唾手可得的制衡机制动辄伤筋动骨，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也不例外。10年前，针对微软的反托拉斯制裁经过多年官司诉讼，那还是在自诩“成熟”的美国和西欧经济中。这样的模式在墨西哥等地方，对斯利姆之类的人是否管用，仍然是未知数。理论上，Telmex可以被分解成众多小Telmex，仿造对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肢解；但是，对于一个可以大手一挥造成国民经济衰退的人，你敢随便得罪吗？“根本不存在奇迹这种东西，”前巴西总统（1995年至2003年）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在接受本文采访时说，“唯一的办法是把决策权交给规范体制而非个人。”
然而，调控者和反垄断机构只有在政治意愿和强大独立司法体制支持下才能奏效。在墨西哥，大公司经常享受优待，使他们可以无限期地忽视调控机构的制裁。2000年至2006年担任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长的是一位前Telmex雇员。直到2004年，世贸组织还指责墨西哥联邦通信委员会对Telmex的不良行为―――操控国际通话费、限制线路增长、阻止外国公司进入墨西哥市场―――置若罔闻。那些杀伤力最大的行为往往源自所谓的民主机构，至少在理论上，标榜为大众谋利的机构。墨西哥国会经常枪毙可能威胁斯利姆利益的立法。难怪当初造就今日众多亿万富翁的政府后来发现已经无法再驾御他们。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唯一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也许是返回问题的起点：乌烟瘴气的密室。一位墨西哥政府的高级代表可以私下坚决地警告斯利姆，虽然他不会成为打击目标，但是他那无所顾忌嚣张的日子到头了。几位墨西哥观察者认为，类似对话已经发生。一位熟悉墨西哥高官的人说，“没有人告诉斯利姆，赶紧去危地马拉购置地产，或类似的话，但是显然，他已经被悄悄警告，游戏规则改变。”这样的解决办法的弊端在于，它与当初造成问题的情形一样不公正，一样专断。监督执行可能时松时紧，甚至根本不存在，尤其是当政府还有其他更紧要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
如果“斯利姆时代”持续下去，什么时候社会才会厌倦到无法承受？没有人预测墨西哥或其他任何地方将爆发革命，但是，民主手段带来的变革同样惊天动地。对此，委内瑞拉总统雨果・查维斯大概最有体会。2006年，费利佩・卡尔德龙以微弱优势当选墨西哥总统，他获得243，934张选票，仅占总选票的58%，其对手，一位左翼候选人，如果当选，定然会把墨西哥引向查维斯式的道路。如果世界上的卡洛斯・斯利姆们变得更加势力遮天，下次墨西哥大选结果会怎样？那么，其他比墨西哥更不成熟的国家又会怎样？数据显示，自从柏林墙倒塌以来，许多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这似乎是一个政客们无法或者不愿面对的趋势，并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与此同时，社会对日益加深的贫富鸿沟到底还能容忍多久。公众对于财富荒唐集中的愤怒最终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海外投资壁垒、国家对关键产业的直接控制，甚至更为剧烈的变化。无论结果如何，世界各地的卡洛斯・斯利姆将引起21世纪第一次重大意识形态斗争。
67岁的斯利姆或许将永远看不到此次争论的结果，他似乎已决意退休，今年开始，斯利姆把更多的权力移交给了他的3个儿子和3个女婿，表示自己将把精力集中到慈善事业。大约一半的墨西哥普通百姓过着每天收入不到5美元的生活。因此一些墨西哥人指责斯利姆通过垄断聚敛财富，造成墨西哥贫富差距悬殊。斯利姆向来对自己多得可以压死人的财富心安理得，最近才似乎有所改变。在10多年前，斯利姆用于慈善的开支只占了他全部资产的1%，而现在他许诺要把20%的财富用于慈善。他说：“我承认我做得还不够多。因为对我来说，钱不是问题，但问题在于有没有我能够解决的问题。”今年3月，他承诺在未来4年里，给他的私人慈善基金会注资60亿美元。斯利姆已向克林顿的慈善计划捐款1亿美元。盖茨和巴菲特承诺分别向盖茨夫妇慈善基金会捐献近300亿美元。相比之下，斯利姆仍然显得寒碜，但是这至少是个开头。与此同时，他成立了一个叫IDEAL（理想）的赢利机构，意图在拉美各地建立医院、道路等急需基础设施。这似乎是个高尚的举动，但是有人怀疑他别有用心。斯利姆精明地打着IDEAL的旗号，获得与拉美各国首脑、高官的接见，与此同时，他的Telmex和AméricaMovíl（美洲移动）向拉美其他地区大举挺进。
要展望未来，墨西哥也许是个不错的参照。目前，多数墨西哥人对悄悄、稳定增长的中产阶级，似乎还算满意。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不久，新的就业机会将减少失业人数。然而，许多墨西哥人对他们国产品牌的资本主义明显缺乏热情；无论如何，几乎没有墨西哥人会对他们的孩子说，“有一天，你也可以长大像卡洛斯・斯利姆一样。
文：BrianWinter 译：宇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