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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赴日采访记者作客大洋报网直播室 细说灾区采访惊险历程
在日本灾区采访时都会遇到哪些险情？日本的防震体制有哪些值得国内学习？昨日，本报赴日采访的5名前线记者作客大洋报网直播室，并接受新浪微博网友在线提问。
在日本采访期间，本报记者最近时距离福岛核电站仅50公里，且没有任何防护装备；在穿越福岛区域时，曾有两个小时与后方失去通讯联系。而一线采访体验也让记者们对日本的防震体制之完善深有感触。
文/记者肖小乐
图/实习生郑婕 记者邱伟荣
此次日本大地震，广州日报一共派出一支7人小分队，深入仙台、新泻等重灾区进行采访。
身在福岛 通讯中断两小时
本报摄影记者黄澄锋回忆说，从仙台到东京时直接穿过福岛，有一个区域，电脑不能上网，车上的电视信号不能用，出现白花花的雪花，手机突然间没信号。“那时候我们觉得是离核辐射最近的一次，而且能确实感受到无形的阴霾。”他说。
记者周祚也回忆说，3月15日下午3时许，所有记者的手机信号都很弱，无法接通，前方记者也因此与后方的指挥部失去联系两个小时。沿途的车辆几乎都是一路飞奔，车速明显很快。“因为离辐射源太近了，大家从这里经过时都有些忌惮”。
余震不断，外加核辐射，如此危险的采访，记者如何跟家里人“交代”？几名记者都表示，动身前基本上都瞒着家人，直到平安归来后才敢告诉家里人。
身无防护 离辐射源50公里
回忆起灾区采访的峥嵘经历，此次赴日采访组组长、广州日报机动部主任窦丰昌表示，核辐射的存在是这次采访中最大的危险。“报社同事搜遍全城，始终搜不到专业的防辐射衣服和装备，我们只能准备冲锋衣、冲锋裤、鞋和口罩，作为普通的记者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所以，危险始终伴随整个采访。”
窦丰昌说：“其实出发前，我们报社对派出记者非常慎重。当日本有关方面宣布福岛核辐射可控时，报社才准许我们出发。但想不到一到日本，情况就急转直下。”
记者肖欢欢回忆说：“有编辑问我们为什么没穿防辐射的衣服，我说，如果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就根本无法跟采访对象沟通。要说一点都不怕那是假的。地震倒并不怕，核辐射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
肖欢欢说，在日本有几个感受：第一是物资紧缺。东京和仙台超市水、食物被抢购一空。第二是汽油短缺。每辆车只能加20升，当地车辆都不愿意载客，记者去了灾区可能被困在当地。第三是核辐射对心理的威慑很大。“最近的时候我们离福岛核电站只有50公里，而且3号机组在爆炸，还有一个机组燃料棒就暴露在外面。”
媒体跨国采访
有助防灾救灾
有网友在线提问：庞大的记者队伍会不会影响救灾？对此，窦丰昌表示，这种质疑的声音自己也听到，但中国媒体出去采访价值不容低估，至少让中国的老百姓更加直观地看到日本的灾情，包括中国人在日本的情形以及核辐射慢慢扩大的进展，对整个灾情的救助和防范起到很大的作用。
窦丰昌认为，此次前往日本灾区采访，收获颇丰。去采访一方面是写报道，发图片，满足读者对灾区信息的需求，这方面前线记者已竭尽所能了。另一方面，除了报道本身之外，媒体集中亮相日本，也展示了中国媒体的自信形象。
周祚也感慨说，中国媒体在此次大灾难中的表现从各方面来说都毫不逊色于国外媒体。
日本人的有序
值得国人学习
前线记者昨日均表示，面对大灾，日本人的沉着冷静和防震体制之完善，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记者周祚回忆说，随行的司机严格遵守规定，每两个小时必须休息10~20分钟，喝喝水，休息一下，不至于疲劳驾驶。在通往灾区的路上，即便在逃难的情形下，整条路上都见不到超车，实在让人触动。
“他们即便是逃难，也很有尊严，吃个东西，抽烟，抽完之后烟屁股都会带走，纸片也会带走，不会大声喧哗，尽量不打扰别人。”周祚回忆说，即便是事关生计的抢购，日本人也显得非常有序。比如说去超市，不会疯狂抢购，都是排队限量买。
摄影记者邵权达说，东京的防震硬件非常完备：“在东京，无论走到哪，公示牌都会告诉你哪一块是地震区，哪有避难所，每隔200米都有一个专门的避难所。包括酒店，介绍酒店时都会告诉你哪里是酒店的避难所，一眼就能找到。”
肖欢欢也认为，日本防震体制之完备，非一日之功，日本的建筑最牢固的是学校，出现灾难，学校通常会成为避难所。“当地人说，如果普通建筑抗10级地震，那么学校则可抗12级地震。”
窦丰昌认为，中国也是地震频发的国家。第一，建筑物的质量绝对要提升，“日本在6级余震的时候，房屋里面东西都在晃动，但房子不会倒，只要房子不倒，伤亡就不会大到哪里去。”他说。第二个需要改进的是地震应急仓储。第三是平时的训练。海啸和核辐射是全世界民众都面临的新问题，这方面的知识，大家都欠缺。但对于普通的地震，日本应付起来已没有问题，下一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包括平时的应急演练都要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