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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昊
互联网使中国和欧美在科技领域的“时差”越来越短，一般国外先进的商业模式在诞生一年之内都会被移植到中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内多方通信行业在中国的滞后才如此令人不解。
多方通信已经伴随着美国的现代商业文明走过了近30年，因为它能利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极大地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已经覆盖了超过90%的美国企业。从最初单一的多人电话会议，进化到如今的电话、视频和网络相融合的多媒体通信，多方通信被华尔街认为是“改变了商业”。可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文明的产物直到21世纪初才在中国出现，国内第一批多方通信企业上海会畅的CEO黄元庚在2003年回国创业时，国内的多方通信市场几乎为0，而七年之后的数字更加触目惊心：不到1%！
“这是个潜力巨大的行业，但遗憾的是，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结构并不是好的土壤。”黄元庚甚至不能预期行业未来的爆发点，“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国家相关政策、商业市场化程度等都能决定行业的走势，但关键是蛋糕都还没做起来。”
告别硬件时代
上世纪80、90年代，思科、Avaya等设备商统治着多方通信市场。在那个以硬件为驱动力的市场环境下，服务并非是最关键的考量标准。“它们只是把设备卖给你，并不为某次会议出现的问题买单，完全没有售后服务的概念。”黄元庚曾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见证了多方通信从无到有的过程，在他的印象里，“那个时候的确需要多方通信，但老实说，并不好用。”
而改变这一切的则是一个中国人。1996年，后来成为华人创投界领军人物之一的朱敏创办了WebEx。这个不用买设备、不用租带宽的服务性产品甫一出现，就立即震惊了硅谷。之后的发展速度也快得惊人，2000年7月，WebEx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市值为十几亿美元。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同年3月“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使得资本市场极其排斥互联网企业。但WebEx不仅做到了上市，而且股价翻了近5倍。到2007年被思科收购时，成交价格已达到了32亿美元。
WebEx不仅仅改变了多方通信的载体和方式，最关键的是它填补了产业链下游的“真空带”。用户再也不用承担高昂的设备费用，同时还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正如黄元庚所说，这个行业其实是“服务创造价值”，而不是“技术创造价值”，“如果以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服务提供商至少占据了利润总额的八成。”因此，短短几年时间，以服务为驱动力的多方通信已经占据了94%的市场，而传统的设备解决方案萎缩到只有6%的市场。
如今多方通信的产业链已趋完整，思科、Avaya、华为等负责通信网络建设，Intercall、WebEx等提供平台以及系统，而像会畅这样的服务商则直接面对用户。
处于下游，且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会畅是否只是个代理商？黄元庚对此并不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思科是为我们打工的。我们只是把网络和平台的东西外包出去，专心做服务。这其中也没有知识产权的问题，正如电信运营商把网络和IT都外包出去一样，它们也从没谈过什么知识产权。”
而会畅所做的也绝非代理那么简单。在完成外包后，他们还要去跟世界各地的电信运营商租带宽，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在已开通的100多个国家中，保证多方通话的质量和稳定性，尽可能地减少错误和延时，这都需要会畅大量的协调工作。此外，诸如如何在400电话和长途电话之间切换这样的细节问题更是多如牛毛。
在黄元庚看来，多方通信之所以完成了从“硬”到“软”的转变，其实是用户和时代的需求所致。从起初昂贵的“八爪鱼(电话会议中类似于交换机的设备)”，到如今利用电脑、手机随时随地参加多方会议，人类对商业社会的理解方式正在从通信向互联网过渡，而这同样符合产业软化的规律。
水土不服？
但正是这个拥有纯粹“中国基因”的“舶来品”，却处在国内外“冰火两重天”的窘境下，经过了近十年的自愈，依然不见起色。此前太多的“舶来品”折戟中国，这不禁让人担心水土不服才是多方通信的病因所在。
前《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JamesMcGregor在他所写的 《十亿消费者》中说到，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它的市场特色也必然不同于西方。很多不理解中国市场的外企，自恃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管理经验、最优秀的人才，便以为在中国的成功是水到渠成的事，但事实证明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
思科在收购了WebEx后，猛攻中国的多方通信服务市场，可结果甚至没达到“1+1=2”。而会畅等国内服务商则一路高歌猛进，并不处于下风。
但这并不能真实反映整条产业链的现状，因为按照IT业咨询机构Gart－ner的研究观点，美国的远程会议产值已近100亿美元，而中国2009年的数据则刚过5亿元人民币，相差100倍。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使是这5亿元，也基本由外国公司驻华机构买单。
多方通信为什么不受国内企业“待见”？
黄元庚直指国内企业的管理架构和企业文化，“外国企业多是扁平化管理，多方会议是常态，并且必不可少。而国内企业则是金字塔结构，层级较多，多方会议并不能明显的提高效率。再加上沟通是外国企业中最重要的企业文化之一，而在国内，‘一言堂’、‘红头文件’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沟通似乎并不重要。”
这看似是个“死结”，毕竟企业文化这种“软实力”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黄元庚也很无奈，他只能期望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脚步再快一点。
黄元庚还提到了用户意识问题，“现在国内企业的想法挺复杂的，愿意使用和有能力使用多方通信的企业多半会去买思科的设备，毕竟那些都是固定资产，看上去实在。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则不愿意承担费用，用手机、QQ就能满足部分多方通信功能。国外的情况则不同，虽然Skype很流行，但更多的企业还是愿意选择付费服务，毕竟免费软件很难提供稳定性和安全性。”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如果单靠行业内驱力，多方通信注定是个悲剧，因为国内的商业底蕴不足以承载国外多元化商业文明的产物。黄元庚选择了当一个“布道者”，虽然艰辛，但至少是在推动这个行业，“看着这么好的行业却起不来，老实说，挺心疼的。”
未来之惑
其实国家在2005年就意识到多方通信的价值，并为此设置了“牌照”，但该牌照的价值和约束力比较有限。据黄元庚回忆，当时工信部并没有专门下发文件，只是在业务申请表中包含了多方通信这一项，只要打钩就证明可以从事该业务。此后数年，工信部不仅停止了该业务的申请，而且对已发牌照的管理也并不尽如人意。直到现在，该牌照还处于测试阶段，因为多方通信牵扯到国家安全，国家迟迟不出政策，也情有可原。
而在这个空白期，多方通信则陷入了“一放就乱”的怪圈。“虽然参与企业不多，但即使这样，现在的市场依然很乱。没发牌照的也在做，发了牌照的也没什么优势。”黄元庚挺支持工信部加强行业监管，“监管才能重塑行业秩序，否则，恶性竞争、价格战等手段会严重影响整个行业的形象。”但许多例子都证明了国家常用的“一刀切”式的监管只能让整个行业“一管就死”。
依然很悲哀，当我们还在为多方通信的生存环境担忧时，国外巨头已经开始谋划下一代多方通信技术。在WebEx上，语音已不再是核心的应用。思科通过收购PostPath把e-mail功能整合进来，收购Jabber后，又把状态功能(Presence)整合了进来。此外，思科还准备把WebEx与其自有的社交网络Quad相通，WebEx俨然已经成为一款功能全面的云统一通信平台。
思科的一连串重仓并没有让黄元庚害怕，因为他也认同思科的“协同”理念。“其实并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通吃整条产业链，这个蓝图太大了。在未来，功能模块化的概念会逐渐普及。比如这个产业有十个模块，制定好标准，完善每个模块之间的对接，而企业则根据自己的需要挑选相应的功能模块。”
“到那时，会畅依然专注于服务本身，也会找到自己的定位。但那毕竟是以后的事，把蛋糕做大才是眼下当务之急。”黄元庚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