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耕夫 ／文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是新加坡从实际出发、自主选择适合国情发展道路的结果。新加坡经验确有其值得高度重视的一面，比如，坚持从实际出发寻找发展道路，坚持统一法制、依法治国，坚持铁腕治吏与高薪养廉双管齐下，坚持让人民分享盈余等经验，都弥足珍贵。但是，城市经济体与领土经济的生存条件、发展方式、繁荣基础、政治使命以及国防压力是如此不同，因而强求领土经济复制城市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其实非常困难。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国防压力沉重、政治使命崇高的大国，如果硬要让某些地区“率先现代化”、叫板新加坡，大概只有极个别沿海港口城市、且须先成为类似香港的独立经济区才有可能——但这却意味着国家的分裂而后患无穷。否则，单单领土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压力和冲突，就必然决定所谓“率先现代化”此路不通。
发展首先要自主
领土国家繁荣发展的真正榜样，也只能在领土国家中寻找，如美国、德国、法国甚至日本等。领土经济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没有产业的自主、振兴和强大，任何领土国家的繁荣都是空谈。一位19世纪的美国国会议员面对巴黎和议后美国产业界迷信“自由贸易”的灾难性后果，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曾经依照现代理论家的劝告，向价格最低廉的地方买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国外商品泛滥于我们的市场；英国商品在我们口岸的售价比在利物浦或伦敦的还要便宜。我们的工业濒于毁灭，我们的商人，即使曾指望靠进口贸易致富的那些人，也陷于破产的境地；所有这些现象对农业又造成了极大损害，因此土地的价格极度低落，使地主也普遍陷于破产。”(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正是实践教育了美国民众，此后很长时间里，美国事实上都把经济自主、产业自主、国防自主确立为国家的优先目标。
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国家的产业从空白期、幼稚期、成长期到优势期，需要分别采用差别很大的产业政策。在一般情况下，在产业空白期，除了主动开放、积极引进，很难用其他方法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进入幼稚期后，国家需要对本国产业提供适度保护，以便让襁褓中的婴儿、发育中的儿童、成长中的少年有生存之机。一旦产业具备了相当实力，那么强化国内竞争、适度引进外部竞争都变得必要了，竞争将更有利于产业的健康成长。倘若产业能够顺利度过成长期，就意味着胜利在呼唤。此时，对产业发展最有利的，莫过于重启开放政策，使国内产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通过竞争造就强大的产业，确立并巩固自身的优势。可见，在产业进步的过程中，不能审时度势而一味保护或者开放，都未必是明智的选择。
因此，后发展国家的产业进步必须与自主的开放政策相配合。在距离先进国家存在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应当主动实行开放政策，使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资本、商品(特别是生产性资本品)等能够进入国内市场，从而促进各产业的初步开发，把以开放促开发作为手段，加快脱离未开化状态。此后，则进入一个力求自主的阶段，也就是说，国家应当通过适当的保护(特别是对所谓朝阳产业或幼稚产业)，以实现本国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自主。这种保护，重点在于削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商品倾销、资本控制、技术壁垒等施加给本国企业的巨大压力，以保证本国人民能够有条件掌握土地、矿藏、企业、知识产权等生产性资源，并努力提高竞争力、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旦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已接近或者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三阶段。此时，可以顺理成章地实行自由政策，投资、商品、技术、人才等各类贸易，都可逐步采用更加开放的自由政策，从而稳定有效地扩大国家竞争优势。
当然，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在于，今天由于大量跨国公司、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力量的存在，各国实行开放政策时，其自主性已受到极大制约。对小国而言，其开放政策更多的是由外国企业、政府或国际组织来决定。对中国这一巨大领土经济而言，由于自身拥有的巨大经济纵深，自主开放的实力则要强大很多。当然，能否合理运用这一实力、有效预防开放事业放任自流，则是对中国人民智慧的另一考验。如果说，作为一个领土国家，中国目前尚处于第二阶段初期的话，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优等生，新加坡则已完全步入了第三阶段，其金融、转口贸易、航空、电子、石油化工、电信等产业，都具有世界领先的竞争力。对新加坡来说，加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十分有利的安排，一定会为它赢得更大的竞争优势。而对于中国是否也像新加坡一样有益，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中国势必在经济上陷入比较被动的地位。
产业自主的另一要义，是在全球化时代，要确保本国人民拥有本国最重要的生产性资源，这些资源就是土地、矿山、企业、银行等。实际上，当代世界的任何人，只有拥有土地和矿山，才可能获得地租和矿产等资源收入；只有拥有企业和银行，他才可能获得企业和银行创造的价值增值即利润。如果二者均没有，那么他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可能取得除工资之外的任何收入。进而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土地、矿山、企业和银行等生产性资源，全为外国人所掌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整体上已沦为一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国度，即一个受奴役的国家。对领土国家来说，一旦沦落到这般田地，几乎就已陷入绝境——如果没有真正的民族独立革命，那么，这类国家苟活已属不易，美好的未来更是无从谈起。
与李光耀坚持“让人民分享盈余”、面向新加坡人民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政策不同，东欧国家选择了优先向跨国资本私有化国有经济。东欧国家这类政策对其人民利益的影响如何？有的评论极其悲观：“因为大部分的资本、工厂以及银行都被移交到了外国人的手上，所以对东欧国家经济的控制权也同样被托付给了这些外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者从经济主权的角度看问题，东欧地区由于以私有化的方式剥夺了财产，其地位已经一落千丈。”(波兹南斯基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对中国来说，如何改革国有经济，其实同样面临两种选择：是如东欧般优先向跨国资本私有化，还是效法新加坡坚持“让人民分享盈余”？经验表明，除非让人民的利益紧密地与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否则国家是没有前途的，领土国家更是如此。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优先对象，无疑应当是本国人民。
建立统一市场
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对领土国家来说，既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步骤，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重要法宝。因而它是领土国家必须面对的又一重大挑战。如果在一个领土国家内部，首都与外地、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彼此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还比不上与外国的经济联系，就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当年，李斯特告诫德意志人民：“沿海一带居民的市场，不论就国内或国外贸易来说，对于每一个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在沿海一带市场上占上风的是外国而不是本国工业，这个国家就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其原因在于，领土国家内部市场的不统一、不关联，最终会瓦解内部的团结，也丧失彼此促进的机会。
建设统一的民族市场，关键是统一法制、实施法治，完善法治的核心又在于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新加坡的一条成功经验。但在领土国家要统一法制、落实法治，其难度要大得多。各种违反法治和平等原则的政策制度，其突出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或谓地方优先主义)，往往能够在领土国家寻找到存在的空间，从而阻碍民族市场的统一和国家的繁荣发展。美国的南北战争、俾斯麦德国的统一战争、日本倒幕战争，固然有其政治原因，但从经济上而言，正是为统一民族市场而战。战争为市场一统扫清障碍——南北战争废除了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度，促进了北美原料、商品、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俾斯麦战争、日本倒幕运动，同样清扫了阻碍德日统一市场的势力。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其国内市场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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