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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丽琴
高通公司董事长保罗·雅各布斯(PaulE.Jacobs)和他的整个高管团队今年都不得不频繁奔波于中美之间，中国反垄断调查灼烧着这家全球芯片巨头已达10个月。
高通的焦躁和不安在2014年9月份得到了体现。9月举行的天津达沃斯论坛上，雅各布斯高调出席了关于互联网经济的三场讨论。随后的9月12日，他的同事——高通公司总裁德里克·阿伯利(DerekAberle)又赶往北京，与国家发改委官员会面，商讨高通垄断案的解决。
此前一天，负责中国反垄断调查的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下称“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在一场新闻吹风会上说，高通案很快会进入处罚程序。
在这个涉及到反垄断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叉地带，如何既惩治垄断，又保护创新，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而在这个涉及跨国公司的案例中，如何不被指责为选择性执法，做到让被执法者心服口服，也考验着年轻的中国反垄断部门的执法能力。
谁举报了高通？
高通案迄今历时10个月。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发改委于去年11月份，在同一时间对高通中国(北京)和上海公司两个办公的地方进行了黎明突袭调查(dawnraid)，调取了相关的文件资料，之后同时对国内外很多家企业，包括手机制造企业、芯片制造企业，以及相关的其他企业都发出了协助调查的通知。
2013年11月25日，高通公司发表声明称，发改委已经启动了对公司的反垄断调查。
在今年2月，初步印证了举报反映的一些事实。
4月3日～9月12日期间，高通的全球CEO率领七八个副总裁分别五次率团到国家发改委交换意见并接受询问，并且拜见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反垄断委员会主任汪洋。
不过，与华为实名向发改委举报IDC公司不同的是，此次涉及到高通的举报者却一直隐藏幕后。
许昆林在发布会上透露，2009年有两家美国企业来举报，当时《反垄断法》刚刚实施没有多久，就一边学习一边执法，其间进行了前期研究、调查。直到去年，举报开始明显集中，加入了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还有国内的企业举报高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存在收取不公平的高价许可费的问题。经过外围调查掌握信息以后，进行了立案调查。
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盛杰民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说，早在2007～2008年，《反垄断法》刚刚通过，就有不少中外厂商带着各种举报的书面材料，以及研究报告找到他，指责高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但是由于恐惧，当时不论是企业还是执法机构，并没有人敢牵头。
在发改委调查高通公司之前，用高通一名员工的说法，美国总部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并不知道亚洲面临的危险；而现在，整个公司沉浸在一种忧心忡忡的气氛里。
“罚金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商业模式被否定。”上述员工说。
其他的负面影响也验证了这种博弈的惨烈程度。最近一年，随着发改委调查的进展，高通股票仅为 纳斯达克 大盘涨势的约1/3，并在最近的3个月，出现了股价下跌。高通接受反垄断调查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也已有多位美股分析师重点提示。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高通公司已动用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Lew)和美国商务部长等高层官员，在中美多双边会谈场合游说。
遭遇中国反垄断调查之前，高通曾分别在日本、欧盟和韩国分别接受调查，最终2009年分别有了结论。其中欧盟终止调查，而日本和韩国则分别做出了行政处罚，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仅仅要求其纠正垄断行为，韩国则对高通处以2.08亿美元的罚款。
中国的调查一出，便引发了全球关注。其特别之处在于，中国反垄断当局对高通的调查范围，包含了欧、日、韩的调查范围总和，并触及了高通的核心商业模式。
令人恐惧的高通
数据显示，手机应用基带芯片(负责无线通信功能的核心芯片)一年的全球产值在160亿美元至190亿美元之间，高通就占据了其中50%以上的份额。
但在数据以外，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惊讶的是，越深入地去了解，越发现全产业链对高通的恐惧之深。这种恐惧不仅包括它的竞争对手，甚至也包括它的下游企业、运营商等。
一位了解内情的律师说，其从未见过一家类似高通这样的公司，让其所有客户都如此害怕。而其下游的业内人士则描述说，业界对高通都已经深恶痛绝了，对它的反垄断调查简直大快人心。
“我们都觉得它按照整机收专利费的方式太流氓了，整个产业界都有动力去起诉它。但是人家强势，有核心专利。”其中一位下游业内人士描述说。
高通的主要收益来自于两部分：专利授权和手机基带芯片(负责无线通信功能的核心芯片)出售。
手机制造商如果使用了高通芯片，要付芯片的钱及专利费；设备商建基站的芯片如果使用了高通专利，则得付专利费。对于中国的三家运营商来说，一方面需要采购手机厂商的定制机(比如iPhone)；另一方面，还需要采购设备商(包括华为、中兴、 诺基亚 等)生产的设备，得间接付出两份专利许可费用。
由于质量稳定，在手机行业内，中高端手机几乎都只使用高通的芯片。比如，苹果和三星如果需要研发一款新的高端手机，必须要高通来生产这种芯片；一个新的技术产生，如果高通一直没有生产这款芯片，那么这个行业也不会被看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3G时代，中国自主研发的TD-SCDMA牌照，交给了当时用户最多、信号最好的中国移动，但是高通对此并不看好，迟迟不生产支持该标准的手机芯片，导致移动定制版的iPhone直到去年末才生产出来。
“考虑到用户群覆盖，和移动高层的各种补贴让利的谈判，最终高通才同意生产芯片。”一位中国移动人士对本报记者说。
一位国内大型厂商的前手机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在中高端机型领域，目前，除了华为、中兴等企业生产的手机仅有部分自主研发的芯片，大部分的手机厂商比如苹果、三星、联想、酷派、小米，都直接购买高通芯片生产手机，其市场占有率有绝对优势。
这些生产商不得不接受高通价格或者专利费比例。因为，“如果有谁敢挑战它，可能被停止供货，停止合作了，或者其他方式搞你，没有人能承受得起。”
此外，在中低端芯片领域可以和高通达到分庭抗礼的联发科，也有大量的基础专利来自高通公司。
前述业内人士所描述的“流氓行为”，则主要表现在高通的核心商业模式，也即专利收费计费基础，以及过高的专利许可费。而高通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靠专利权收许可费来盈利的公司。
这也正是中国发改委与高通谈判的最难点，会造成全球连锁反应的重点所在。
前述业内人士描述说，一般收专利费的方式是，如果你用了我的专利，就按涉及专利的部分作为计算比例的基数。比如你发明了一种电灯的照明方法，电灯的生产厂商如果用了这个专利，生产了电灯，根据谈判结果，将营业额的3%~5%作为专利费补偿给你。如果你的专利是关于灯泡的，那么卖灯泡的时候才会给你付钱，也就是灯泡售价的3%~5%。但是，灯泡外面有很漂亮的底座，最终整个灯需要100元，按照高通的方式，是按照100元的整灯基数来收取专利费。
具体来说，高通的方式是，只生产芯片，芯片如果只卖10美元，把芯片用在iPhone里面，最终手机卖出了600美元，那么需要支付整个iPhone的5%作为专利费。即便苹果手机还包括屏幕、摄像头、内存、GPS等其他功能。
“随着手机功能越来越强，价格逐渐上涨，芯片还是那个芯片，但专利费也涨价了，就不合理了。”前述业内人士说。
一个在业内广为流传的真实笑话是，某运营商高管在一个场合遇到高通全球CEO，对他提意见说，我觉得你们收专利费用的方式很不合理。将来汽车里面都需要有通信模块实现车联网，如果宝马车里面也用你高通芯片的话，我是不是就得把整个宝马售价的5%作为专利费交给你？
高通全球CEO略有所思，点了点头说：“理论上是这样的。”
高通公司于1985年成立时，还是一家比较小的创业型科技公司，这家公司研发了一套关键通信技术CDMA(码分多址)，由于技术先进，成为了全球三大3G标准的基础。这就像树的根和主干，任何一个只要生产手机基站、手机的公司，涉及的技术都犹如这个主干上生发出来的枝叶，都得给它交专利费。
在3G时代，三个标准都是CDMA的。在中国，联通使用的WCDMA、移动使用的TD-SCDMA,以及电信使用的CDMA2000是CDMA的不同方式，都基于这个技术。高通因此蓬勃发展起来。由于手握核心专利，处于通信领域里面非常强势的地位。
一位运营商技术负责人对记者描述说，当4G时代来临，全世界终于意识到，3G时代养了一匹狼，这匹狼太贪婪了。因此，到4G制定标准的时候，全球标准领域很快达成共识，坚决不继续使用CDMA，而换成另外一个技术OFDM。但是高通羽翼已丰，即使不用CDMA，它还是储备了很多其他专利。因此，在4G时代，高通虽然没有那么强势，还是拥有很多核心专利。
而且此时，其芯片产业也做大了。
高通只生产手机芯片，本来手机市场比较小，智能机的市场份额也小。但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2012年年底，高通公司的市值首次超过了Intel。
